秦岭具有重要的自然生态价值，同时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是承载着中华民族世代守望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

秦岭是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华文明开创的重要孕育与塑造者

在今陕西蓝田发现的上陈遗址证明，距今212万年，秦岭山水地带已出现远古人类的活动轨迹，这是目前已知的中华大地古人类的最早起源地之一，亦是世界古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在秦岭山水地带还发现了包括公王岭蓝田人在内的100多万年至1万多年的众多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公王岭蓝田人是亚洲北部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这说明，秦岭是我国“百万年人类史”的重要孕育与塑造者，是中华大地古人类和世界古人类的重要起源、发祥和演化之地。

我国先民认为，秦岭山水地带还是华胥和伏羲、炎帝和黄帝等中华民族始祖的主要活动区域，华胥是伏羲和女娲的母亲，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母”，伏羲常居“三皇”之首，炎帝和黄帝则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重要开创者。考古发现证明，秦岭山水地带是中华民族始祖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发展、开创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关键地区，秦岭成为我国“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和我们之所以是“炎黄子孙”的重要孕育与塑造者。

秦岭北麓有华山，有华胥活动轨迹，有以“花卉”为重要文化特征的诸多文化遗存，还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主要创生之地，秦岭成为我们之所以是“华”及其礼乐文明根本内涵的重要孕育与塑造者。我国先民自称的“中国”，就诞生于西周京畿之地的秦岭山水地带，亦是其延续数千年的礼乐文明根本内涵的主要创生之地，而“中华”来自于先民们对“中国”和“华”的融合，秦岭也成为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中华”及其根本文化内涵的重要孕育与塑造者。

秦岭是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重要孕育与塑造者

秦岭绵延山脉环绕关中周围，形成关中群山环抱、山藏险隘的“四塞以为固”之势，举其要者有四处：东为潼关或函谷关，南为武关，西为散关，北有萧关，前三关均依秦岭而成。因恃秦岭，关中进可攻、退可守，形成“制内御外”的绝佳战略态势，占据关中，就意味着掌握了天下“要领”、扼制了九州“咽喉”。

秦岭北翼发源和塑造了众多河流，形成“八水绕长安”之势，关中八百里秦川即为八水的冲积平原，平坦肥沃，自古即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由于秦岭及其塑造的关中战略优势和富庶优美，关中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优选之地，长安成为我国建都朝代最多、定都时间最久、都城规模最大的古代政治中心，在我国和世界历史中都极为罕见，生发出周、秦、汉、唐等辉煌灿烂的政治文明和“盛世”华章，孕育和塑造出以“中央集权”为根本政治模式、以“大一统”为根本政治传统、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为根本民族形态、以“发达强盛”“自立自信”为根本面貌的中华传统政治文明，深刻形塑着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华传统政治文明和中华民族独特发展道路，为当代“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

秦岭是中华农业文明的重要孕育与塑造者

中华文明根源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需要适宜的气候条件。秦岭横亘于我国大陆中部，冬季，它阻挡西伯利亚寒风南下，使其南侧少受干冷气流侵袭；夏季，偏南暖湿气流受到秦岭的层层挡截，难以较多地进入黄河流域，形成秦岭南北不同的暖温带半湿润气候、亚热带湿润气候。由于秦岭造成的我国南北不同的先天气候条件，距今一万年左右，我国大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农业文明：一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北方旱地农业文明，以粟作农业为主，后演变为以小麦为主，兼有其他；二是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水田农业文明，以稻作农业为主，兼有其他。秦岭成为我国“南稻北粟（麦）”多样性农业文明上万年根本格局的重要孕育与塑造者。

秦岭还促成我国“南稻北粟（麦）”农业文明多样性互补的数千年根本格局。大约从五千多年前以来，“南稻北粟（麦）”农业文明的交流逐渐展开。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逐渐占领肥沃的渭河流域，其后又翻越秦岭吞并富饶的巴蜀地区，秦岭南北农业的多样性互补发挥出巨大优势，为秦国的富国强兵、统一天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汉唐时期，北方旱作农业催生出较为先进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秦岭以北的旱作农业区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北方先进农业生产体系在汉唐时期先后传入南方，推动了南方水田农业生产的发展进步；唐代后期以来，逐渐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南方又以自己的优势反哺北方。这是秦岭在中华农业文明方面“和合南北”的重要体现，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秦岭是中华传统文学的重要孕育与塑造者

因自然山水、政治和思想文化优势，秦岭自古以来即成为古人会集游乐、吟咏风歌、驻足居住、营建别业的名胜之地和中华传统文学的重要宝库，成为中华传统文学的重要孕育与塑造者。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即出现咏诵秦岭并以此表达丰富文化寓意的众多篇章，秦岭也多出现于汉赋和乐府诗中并被赋予丰富意象，为秦汉文学增添精彩内容。在唐代文学中，更出现与秦岭相关的数量庞大的诗歌，不胜枚举的唐代著名诗人留下了吟诵秦岭的众多诗歌名作，他们在此寄情于自然之美、山水之乐，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理想抱负，表达内心的悲欢离合、人生感悟、心智启迪，倾泻人文士大夫的入世人文、仙风道骨、禅意空灵等精神世界，秦岭也在唐诗中被赋予丰富深刻的文化意象。秦岭还因处都城长安之南，与国家政治中心近在咫尺，出现了“终南捷径”之说。唐代以后的各类文学作品中仍有咏诵秦岭的众多优秀篇章。

秦岭是中华民族核心理念和精神品格的重要孕育与塑造者

作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重大历史事件、著名思想人物和理论发展创新的勃兴会聚之地，秦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中华民族独特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的重要孕育与塑造者，蕴含着具有深刻时代价值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秦岭山水地带走出的伏羲、周文王、周公旦，凝练天人关系的探索成果，形成论述“天人合一”的经典作品《周易》，奠定天人关系的基本框架。孔子儒家加以继承并强调天道尚刚强的属性，倡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天地参”等思想理念，被确立为国家“正统”思想，深刻形塑了中华民族在遵循世界基本规律基础上积极作为、勇于担当、崇尚刚强的精神品格；创立于秦岭的老子道家，加以继承并强调天道尚柔弱的属性，倡导“道法自然”“无中生有”“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理念，使中华民族形成遵循世界基本规律基础上的崇尚自然、注重自主、善于以柔克刚和以退为进的精神品格。它们强调，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是统一和谐、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主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应回归和遵循宇宙万物的自身规律，反对人与自然、物与我、主与客的截然二分，为化解当前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秦岭山水之间的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政治理念，奠定了影响至今的根本政治理念——“得民心者得天下”。蕴含于西周礼乐文明、显发于儒家思想的“崇仁尚义”理念，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崇尚“君子”人格，讲求“道义”，强调守正不阿、气节凛然，注重“以德服人”的精神品格。它们倡导“以民为本”“仁义教化”“以德服人”“柔以怀远”的“王道”，主张人的性情和智慧的成长比物质和经济利益的满足更加重要，反对唯我独尊、以强凌弱、唯利是图的“霸道”，为当代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核心执政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为中国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等奠定深厚民族底蕴，为如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更好地构建国际秩序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秦岭山水之间，“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思想理念表现得尤为充分深刻。《周易》揭示出“阴”和“阳”的“相反”而“相成”的深刻道理；《道德经》亦强调“道”化育万物的“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原则。秦岭还是儒家、道家等多样思想文化兴盛荟萃之地、交流交融和互鉴发展的前沿阵地，形塑着秦岭海纳百川的强大气魄。张载在秦岭北麓进一步提炼出“民胞物与”理念，主张人类社会、自然万物乃至不同邦国之间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和谐共生的有机共同体。它们认为多样性的和谐统一才使世界充满生机和活力，深刻形塑着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协和万邦、善于融会贯通和博采众长、注重互惠互利共赢的精神品格，反对冲突、对抗、博弈的单一性思维，为化解当前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重大危机——国际冲突、文明冲突、人与自然冲突，为深入推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执笔：西安秦岭文化研究院特聘专家，西北大学东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　曹振明）